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和突破兼论中国特色社会_市场周刊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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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和突破兼论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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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被外界誉为“中国奇迹”，这成为国内外学界的一个热点议题。然而，解读“中国奇迹”仅仅依靠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解释框架还远远不够。无论是“人口红利说”还是“比较优势说”，都尝试从单一的、静态的要素层面加以解释，却无法有效揭示“中国奇迹”的深层次原因。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论，解读“中国奇迹”，应当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应当把握住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主线。什么是改革的“逻辑主线”？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a《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页。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b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实际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转变过程中，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并不会一步到位，需要特定的政府职能填补市场的空缺。c蔡昉：《四十不惑：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分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4-115页。我国正是通过不断调试政府与市场关系，建构了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激励机制与治理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和突破恰恰是“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

一、传统政府与市场关系二元对立论的失败：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自由主义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嬗变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倾向。这种对立论直观反映在两类看似截然相反的经济理论上：一是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再到新自由主义的“强市场弱政府”的理论表达和政策倾向；一是“凯恩斯革命”所祭出的国家干预主义大棒。但二元对立论的问题本质并不止于此，对于西方传统下的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关系，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审视。

（一）经济学说史中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二元对立论的理论表现

作为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对政府和市场的经典比喻成为了二元对立论的典型例证：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个人投资偏好时谈道：“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这种管制毫无例外地必定是无用的或有害的”。a[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0-31页。而在论及政府作用时，斯密谈到了为保护一般贸易活动而提供便利社会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可以说，斯密建立了经济学说史上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关系的传统。以“萨伊定律”而闻名的法国庸俗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进一步分析了旨在影响生产的政府政策的效果。他指出，政府经常期望它的权力能使社会全部受益，因此对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进行排他式的干涉，但“政府干涉生产导致的巨大灾难”“源于它对事物本质的不正确看法”，即“在任何情况下，个人利益才是损失程度和预期补偿的最好评判者”。b[法]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赵康英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97-102页。在萨伊看来，政府的作用同样应当被限定在公共建设工程、普及教育、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方面。萨伊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解可以被视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欧洲大陆的翻版，标志着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论成为了“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共识。

然而，从19世纪开始，上述主张强市场弱政府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遭遇了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生产过剩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成为繁荣背后的真相。20世纪初，美国股票市场预期的空前高涨加剧了泡沫膨胀，1929年“大萧条”的到来宣告了自由市场神话的破产。随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大行其道。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基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主张国家应当进行需求管理，而他本人也声称要为“由于使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协调而引起的政府职能的扩大”辩护，他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得不到干预，将会最终导致资源浪费从而使私有企业受损。c[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7页。凯恩斯主义带来了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