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和突破兼论中国特色社会(5)_市场周刊杂志社投稿

一、本刊要求作者有严谨的学风和朴实的文风，提倡互相尊重和自由讨论。凡采用他人学说，必须加注说明。二、不要超过10000字为宜，精粹的短篇，尤为欢迎。三、请作者将稿件（用WORD格式）发送到下面给出的征文信箱中。四、凡来稿请作者自留底稿，恕不退稿。五、为规范排版，请作者在上传修改稿时严格按以下要求： 1．论文要求有题名、摘要、关键词、作者姓名、作者工作单位（名称，省市邮编）等内容一份。 2．基金项目和作者简介按下列格式：基金项目：项目名称（编号）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职称，学位，研究方向。 3．文章一般有引言部分和正文部分，正文部分用阿拉伯数字分级编号法，一般用两级。插图下方应注明图序和图名。表格应采用三线表，表格上方应注明表序和表名。 4．参考文献列出的一般应限于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最主要的、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的文献。其他相关注释可用脚注在当页标注。参考文献的著录应执行国家标准GB7714-87的规定，采用顺序编码制。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和突破兼论中国特色社会(5)

作者:

关键词:

摘要：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是1978年，中国改革面临的不是市场失灵问题而是如何创造市场的问题，a杨春学：《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视野》，《经济纵横》2018年第1期。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探索成为了解开中国奇迹之谜的一把钥匙。当前，政府已经完成了“创造市场”的历史使命，新时代则需要实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定位转向。

三、党、政府与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体性的“三维系谱”

我国能够突破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西方传统，并最终走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辩证法”，创造“中国奇迹”，是基于如下原因。

第一，1978年后中国政府放松管制，引入市场机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在理论上得到了自洽。1978年以前，我国经济体制呈现二元对立特征。实践证明，脱离生产力的客观基础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和实行计划经济，往往适得其反。而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的展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既破除了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迷思，又进一步廓清了经过实践检验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国家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断调试，完善了经济体制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激活了社会生产力。

第二，不同于西方传统中的个人主义国家观，中国语境中对于国家的理解一直遵循着整体主义方法论，这使得从1978年至今政府与市场能够相互嵌入、彼此影响。国家是“天下之公器”，是代表整体的利益共同体，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善”。政府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维持者，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者、推动者和管理者（杨春学，2018）。因此，不同于西方传统，现代经济建设的中国经验在于，政府和市场一样都是市场体系的内生组织，并非独立于市场体系之外的异物。这一整体主义的考量不仅仅是为了克服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公共品供给等市场失灵的情况，更体现出政府秉承“天下为公”的中华传统而兼具经济治理上的道德义务。

第三，社会主义天然具有强调公平的传统以及“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b《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6页。这一制度属性使得中国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保持张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这一循环所掩盖的“原始积累的秘密”时，曾深刻地批判了资本逻辑，因而驾驭资本逻辑、强调社会正义成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要求。市场是资本的温床，但片面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并不是通往共产主义之路，出现的反而是短缺经济和贫穷社会。反观之，改革开放使得社会主义在中国具备了实现现代转型的可能：“政府放开市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约束政府”—“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阶段演进，遵循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不断强调政府通过驾驭资本来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从“替代论”转向“辩证法”的背后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事实。换言之，经济体制的具体类型决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侧面反映出经济组织形态。在对西方传统和中国经验的比较分析中可发现，政府与市场关系“辩证法”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体性的体现。所谓“国家主体性”，c周文、包炜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问题》，《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即指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立场。从根本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坚持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并通过国家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其超越了“政府—市场”所反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二元局限性（邱海平，2017）。更进一步看，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所兼具的国家主体性，必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即“中国共产党领导”。首先，中国共产党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了稳定而灵活的意识形态支撑和保障，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障了经济发展方向。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党的领导密不可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完善过程中成功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事实表明，党协调各方保障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驾驭了经济发展大局，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其次，有效应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是党的领导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市场经济的二元结构中，政府是作为“市场失灵”的替代性工具出现的，但政府同样会因为信息不完备等原因造成决策失误和“政府失败”。在我国的治理架构中，各级政府受到各级党委领导和监督，政府官员通过经济治理的政绩合法性来获得党委认可和晋升。最后，党的领导体现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经济概念。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探索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人民政党的政治价值所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为了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