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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兼析产业政策的适用性(5)

来源:市场周刊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4-24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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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是侧重于选择性产业政策,不过,各国实施的效果不同,拉美国家的产业政策饱受批评,但拉美国家多少也算实现了一定程度的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是侧重于选择性产业政策,不过,各国实施的效果不同,拉美国家的产业政策饱受批评,但拉美国家多少也算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选择性产业政策显然功不可没,这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外,政府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例证。而选择性产业政策成功的典范则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二战后推行的产业政策,比较这些成功和那些不那么成功的产业政策的效果,我们可以应用政府与市场如何实现有效结合的前提来进行分析。对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运用恰好找到了外生市场价格体系,即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引导下,产业政策支持下的企业参与世界市场,外生的世界市场价格对企业经营绩效起到了提供考核信息的作用。Amsden[16]在研究分析韩国经济腾飞的奥秘时指出,其要害在于实施了广泛的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而产业政策的要害又在于“把价格搞错”。韩国的产业政策就是扭曲价格,向政府重点扶持的战略产业倾斜,从而使进入这些产业的企业获得亟需的资本积累,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政府在推进战略产业发展上的重要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拉美国家利用产业政策推动工业化都是政府干预的体现,至于拉美国家工业化效果较差,一种观点是东亚地区存在其特有的发展型国家体制,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府有效推动了经济发展,而类似的政府行政能力在拉美国家却不存在。选择性产业政策对有效政府的确提出了较高要求,但这里可以把视角放在产业政策的环境差异上,即使政府行政能力相同,事后是否积极参与世界市场,利用外生世界市场价格来克服产业政策因扭曲市场价格而造成的效率损失,东亚国家和地区与拉美国家的表现不尽相同。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企业参与世界市场,而其中关键是政府通过企业的出口绩效表现对这些企业进行考核,根据考核情况采取奖惩措施,如外汇发放的便利、信贷优惠的程度等[17],这就相当于恢复了对企业的监督,而监督的依据正是企业在世界市场的表现,即外生的市场价格提供了经济核算信号。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政策既推动了经济发展,又避免了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损害。(7)通常论述出口导向型经济更多侧重其在创汇和参与国际分工的优势,这里强调有政府干预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才更为可取。拉美国家的产业政策曾经以进口替代为主,国内的产业保护使相关产业与世界市场隔离,国家也无法利用外生的世界市场价格监督企业。至于印度,实施的也是进口替代战略,企业也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且政府行政能力不如东亚地区,产业政策的效果自然也不好[18]。同样,拉美国家在债务危机后放弃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了出口导向型发展,以墨西哥为例,其采取了更加自由的经济政策,政府放弃了选择性产业政策,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之后,墨西哥的出口,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取得很大成就,成为拉美国家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但产业升级总体上亮点不多[19],究其原因,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型经济如果没有配合以国家积极的产业政策,而仅仅是在现有比较优势基础上实施出口导向,政府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就很难得到明显体现,经济发展以及产业升级的质量也不会更好。

(二)产业政策与比较优势

对于选择性产业政策,最大的问题是产业政策扭曲市场价格后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产业政策所扭曲的市场价格是对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而言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现有的市场价格,也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林毅夫[20]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赶超失败,在于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违背了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进入这些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就需要政府补贴,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一旦失去政府补贴,企业将陷入亏损,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必须遵循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因势利导。相对而言,张夏准则强调了产业政策的出发点就是要偏离比较优势,韩国在处于低收入国家时就进入了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产业政策偏离比较优势的实例[20]。从产业政策的实质来说,选择性产业政策既然是通过扭曲市场价格追求产业快速发展,其必然背离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偏离现有的比较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产业政策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是一大问题,新结构经济学以自生能力来判断企业经营效率,自生能力标准指的是产业政策是否偏离比较优势产业。但按照政府与市场结合条件的论述,当存在产业政策推动,又存在外生市场价格,起到监督企业的作用时,产业政策即使推动了产业升级,并偏离现有比较优势,也能使企业具有经营效率,这时制约产业政策的效果更多在于政府的基础设施支持能力、组织协调支持能力和企业学习能力的限度,而并不直接受制于偏离现有比较优势的程度。可以设想,企业在产业政策支持下进行投资并进入偏离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要素禀赋上,其必然缺乏升级到目标产业所需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学习能力,但利用政府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支持和对企业学习能力的支持,即功能性产业政策,以及借用选择性产业政策所发挥的缓解物质资本约束的作用,都可以使企业加速进入新产业并在较短时期内突破要素禀赋约束,以比现有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市场自发的产业升级速度更快的速度实现产业升级。只要克服企业监督问题,经济就可以达到一个更快发展且有效率的状态,这正是产业政策的理想目标。在此,企业面临的现有要素禀赋结构约束并不是真正的硬约束,产业政策,包括选择性产业政策为突破现有要素禀赋结构约束,尽快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必要条件。反之,如果事后没有外生市场价格做参照,选择性产业政策会面临企业经营效率问题,而选择性产业政策总是偏离现有比较优势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效率问题形式上等同于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违反比较优势造成的后果。当然,选择性产业政策偏离比较优势之处就是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面,选择性产业政策偏离现有比较优势程度越大,经济赶超的效能也越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总能一步实现大的产业结构跨越[21]。即使选择性产业政策支持企业进入了新产业,并在外生市场价格参照下具有经营效率,企业也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学习能力的支持,而这些都需要时间。对于劳动力资源丰裕的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所需要的政府支持能力和企业的学习能力要求上要比资本密集型产业低得多,从产业升级的连续过程看,产业升级一般要遵循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升级阶梯。产业政策,包括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可以使产业升级在每个阶梯停留的时间大大缩短,进而快速升级,甚至不排除在其中某个具体产业上实现一定程度的跨越式升级。


文章来源:《市场周刊》 网址: http://www.sczkzz.cn/qikandaodu/2021/0424/1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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